疫情前，在吉隆坡搭轻快跌上班，高峰期总是躲不过马来女生的香水味、华裔OL的马尾，还有印裔白领的手毛。职场丽人手机看剧听音乐都很有礼貌地戴上了耳机，但是车厢里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空隙，她们耳机传来的韩剧、大陆综艺等等声音震耳欲聋。
后疫情时代，上班巅峰期的轻快铁依然拥挤，但是隔着口罩，加上人们自觉保持社交距离，声音味道甚至是物理接触的侵扰减少，也不会有女生下车时马尾迎面甩我巴掌的怪事。就这点来看，防疫剥夺了我们的生活空间，但也还给我们一点个人地盘。
我人生接触的第一个短程跌路系统是北京地铁。我去北京上大学前都没有离开过怡保，从南洋小市镇到北京这种国际大都市，在北京地铁站见了生平见过最大波的人潮，当时的文化震撼至今不能忘记。
毕业后离开北京那么多年，我还记得北京地铁上的味道。若是夏天，会隐约闻到汗水在强空调下凝固的味儿；如果是冬天，我会闻到羽绒服里的鸭毛味儿。
某年秋天，我在一家网络新闻平台实习，开始了铁路通勤的日子。巅峰时期搭地铁，从闸口入站就开始怀疑人生，人们鱼贯走向同一个方向，你若恍神犹豫或稍微放慢脚步，就会打乱整个规律与动线。后边被阻碍的人，轻则“啧”一声绕过你快步行走，重则破口骂爹叫娘，令人狼狈不堪。
月台上更是挤死人又急死人，错过这一趟班次，确实高峰期几分钟内就有另一趟，但是都市人省得一分钟是一分钟，尽管上了这趟车会挤得惨不忍睹、面目全非，下一趟却同样逃不过挤沙丁鱼的命运，倒不如就抢先上车。在这个狭小的车厢里，无论是谁，最终目标都是更早抵达目的地。赶不及上车的人，就得眼睁睁看着车门关闭，急促的嘟嘟声加上关门时的“哒”一声，听在上班一整天的通勤族耳里，格外焦躁。
好不容易挤上车的人，大部分都不想理会“上车请往里走”的女声广播，明明车厢中部还有肉眼可见的巨大空隙，依旧有人死守在门边。我明白掌握这个领地，就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，但结果就是刚上车的人在门边被挤得前胸贴后背痛不欲生。
我以为高峰期的北京地铁毫无人情味可言，不过某一次煎熬的一小时下班回城，在两节车厢接驳处的“摇滚区”，瞄到一名女生用iPad在看当年最热播的综艺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。我不自觉地凑到她身后，就着字幕和她一起看了起来。
过了一站的时间，她好像发现了我，我尴尬一笑打算别开脸，但她友善地侧了侧身，把iPad举高了一些，让我能看得更清楚。我们就一起看了一段，都没交谈，表情及肢体也没有随着综艺情节起伏，就很有默契安静地看。广播报了几站，女生就跟我打个眼色，不久后她收起iPad准备下车，车门开了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又关了，列车继续前进。
大北京地铁，每天有千万人次上车下车，车厢里遇见的人，都是萍水相逢的千万分之一。每一次挤进车厢或者到站，便又此别过，相忘于江湖。车厢里没有阶级，无论什么背景，赚多少钱，只要搭上火车，就被抹去一切身分地位。不管你在地铁外如何呼风唤雨，在车厢里你就是乘客，一律都得挤。
无论在北京还是吉隆坡，我都听过收入优渥的人说自己一辈子没搭过列车通勤，也有个开豪车的长辈对我搭轻快铁上班这事感到惊讶。因为在他认知里，穿梭雪隆的火车只有外籍客工青睐。
回想起北京的大学岁月，当年没有经济压力，也没有生活压力，在上下班巅峰期搭上地跌，也不过是体验生活的一部分。如今在吉隆坡当个通勤族，工作和生活要承担的责任和成本更高。上班厌世忐忑，下班筋疲力竭。虽然吉隆坡没有四季，但是个人心态转变，在车厢里感受到的味道和情绪，比北京地跌更加多元和复杂。
或许，这是离开象牙塔，步入社会后才闻到的味儿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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